Abstract： The research project focuses on “interim use” which is a prevalent urban phenomenon. It is defined as a kind of use-mode which exist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an original use-mode imposed on a space to a new one. Its activities have not been stipulated and coded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with the original or new mode. They are always in a legally fuzzy state. This paper firstly describes its development and studi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exemplified by Germany. Compared with the European studies, the paper enumerates the development state of “interim use” in urban China exemplified by Shanghai, and also briefly examin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preceding work, it explor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interim use”,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meaning and necessity to make such research on “interim us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China.
Keyword： Interim Us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Urban Design; Urban Planning; Methodology;
“過渡使用”(interim use, temporary use)，也被稱為臨時使用，是1990年代興起于歐洲的一種城市更新方式。自1970年代以來，伴隨去工業化、全球化、逆城市化的進程和政治生態的變遷，許多歐洲城市出現了經濟生產活動衰退，人口減少，土地供給大于需求的問題。這種境況下，城市居民自發、臨時使用工業和城區閑置地的現象頻頻出現。在管理機構的默許和推動下，這種臨時的空間利用方式逐漸制度化，發展成創新城市更新模式和規劃設計方法[1] 。
基于對國內外過渡使用發展與研究狀態的梳理，本文試圖初步概括和總結過渡使用的概念、其現象特征與內在機制，為將來展開相關研究提供一定理論基礎。
1、 國外過渡使用發展與研究動態
1.1、 “城市空墟”與“模糊地域”
早在1980年代，意大利規劃師塞奇(Bernardo Secchi)和博里(Stefano Boeri)就觀察到歐洲城市有許多“等待從形式上明確定義的”大塊空地，包括“屠宰場、陋舍、車站、碼頭以及工業設施，它們正處于停用和停修的狀態。這些廢棄的基礎設施在城市中心區附近撕開了巨大的豁口。”[2]同一時期，西班牙城市設計師德索拉-莫拉雷斯(Ignasi de Sola-Morales)也注意到這些因城市分散擴張和產業調整造成的模糊不清、意義不明的地段，他將之命名為“模糊地域”(terrain vague)[3] 。“模糊地域”隨后成為1996年第19屆國際建協大會的討論議題。對“空墟”和“模糊地形”的關注在歐洲城市更新領域開啟了新研究方向。當時的歐洲城市幾乎不同程度地出現過土地空置現象[4]。去工業化、基礎設施過量供給、政治結構缺陷是造成這些現象的背后因素。但更本質原因在于西歐國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型。這種轉型讓處于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最前沿的城市遭遇到一系列功能紊亂，過去的土地利用模式無法匹配轉型期的生產方式，而新模式又尚未形成[5]。
1.2、 過渡使用規模化與制度化
1990年之后，空置土地再利用已成為西歐城市更新的重要議題。民間自發的過渡使用逐漸獲得政府部門和學界的注意。它被納入正式城市規劃體制中，成為一種創新的空間使用方式。德國是這方面的研究和實踐較為領先的國家。規模化過渡使用最早出現在德國，德國也最早在城市規劃體系中納入過渡使用。過渡使用現象的發展在德國經歷了“潛伏、生成、發酵、穩定、批判”五個階段[1]。
早在1985年，德國城市規劃學家、社會學家豪伊瑟曼(Hartmut H?u?ermann)和席貝爾(Walter Siebel)就在《時代》(Die Zeit)雜志上撰文呼吁空間規劃應該創造機會，讓無人使用的房屋和土地可被再利用[6]。這一時期情境主義和列斐伏爾空間生產學說的盛行也給過渡使用提供了相應的理論支持。人們意識到空間生產是不斷循環的過程，自發空間活動的正當性應該被正視。這一階段大致是“過渡使用”的潛伏階段。竟如1990年后，經濟轉型和政治上重新統一給德國城市(尤其是東德城市)帶來了一系列巨大沖擊。城市規劃界、政府管理部門被迫采取更靈活的方式去應對新挑戰，將過渡使用納入正規規劃制度是嘗試之一。這是“過渡使用”的生成階段。比如，為應對魯爾舊工業區經濟轉型時出現的區域衰敗，德國聯邦政府與威斯特法倫州政府啟動了國際建筑展(IBA)，并實施埃姆舍公園(Emscher Park)項目。IBA實驗性地探索以臨時文化項目促成長期積極效益的復興策略[1]。然而，前東德急促的政治轉型才是真正促成過渡使用現象大規模發生的主導因素。在城市收縮與經濟萎縮的背景下，柏林、萊比錫等前東德城市試圖把過渡使用轉化成一種制度化的城市更新手段，以促成城市空間的循環利用。這一階段是“過渡使用”的發酵階段。1990年代，柏林的房地產市場經歷過短暫基建繁榮后迅速轉入蕭條。柏林的城市財政在1999年幾近破產，土地供應嚴重大于需求，到處都是無人使用的閑置土地。但柏林大量空置房屋土地和低廉生活成本反而吸引了許多年輕藝術家和文化創意工作者的來到，柏林成為臨時和過渡使用的實驗場，這些過渡使用推動著所謂“創意柏林”的繁榮[7]。城市管理者也意識到這些非正式使用以低成本方式催生出新城市品質，“過渡使用”開始得到政府的支持。1999年萊比錫市政府達成一項使用許可條例，來調節閑置地的使用——如果土地和物業產權所有人愿將其處于閑置狀態的土地讓渡給公共使用，那么他可因此豁免這一階段的土地稅[1]。“過渡使用”發展隨即進入穩定發展新階段。進入2010年代后，其影響開始向許多西德富裕城市擴展。比如，斯圖加特2012年推行過“空置場地和過渡使用管理”的行政服務和資金資助政策[1]。這一階段最著名的“過渡使用”案例是柏林滕珀爾霍夫(Tempelhof)機場的改造更新：2008年該機場停止運營后，柏林市政府既無足夠資金，也無清晰定位來開發這塊面積達到400 hm2的閑置土地。而且，這一機場還是柏林許多重要歷史記憶的載體。基于這些背景因素，柏林政府索性推出一項別出心裁的舉措：他們將機場開放給市民，期望通過積淀各種實驗性使用來厘清民眾需求，為其未來開發找到方向。
1.3、 過渡使用的社會文化背景與城市品牌效應
除去空置場地、政策改進這些前提條件，促成過渡使用在歐洲蓬勃興起的另一重要因素是非主流文化、創意文化的發展及創意階層的興起[8]。創意階層、文化工作者對廉價的中心城區空間有巨大的需求。反過來，許多城市出于構建城市品牌的需要，也努力聚合大量多樣化的創意文化活動。這兩種需求相互契合。城市創意階層對內城空間、被遺棄房屋、去工業化場地、閑置工廠碼頭和鐵路場地的利用是自發的場所營造，這些活動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又迎合了跨國公司、旅游者、中產階級對場所品質的需求。文化生產者的需求和資本利益逐漸合流。非主流文化和創意文化對空置空間的臨時占用已成為引領城市復興的新策略，影響著西歐城市政策的議程設置[9,10]。城市政府主動引導這些文化活動，將之吸納到正式的規劃程序中，使之從曾經邊緣、地下狀態轉化成城市持續更新的關鍵推動力和重要創新戰略。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很多，其案例涉及到柏林、阿姆斯特丹、墨爾本[9]，瑞士盧塞恩的弗隆(Flon)和法國馬賽的La Friche[11] ，赫爾辛基、布魯塞爾等城市的[10]內城空間、創意空間、“非確定空間”的過渡使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城市沙灘”項目：2002年開始，巴黎市政府每年夏天會將塞納河沿線的一段快速路改造成短期的城市休閑公園[12]，這一臨時空間利用模式隨后成為新的巴黎城市品牌，其影響范圍也突破巴黎而擴展到歐洲其它城市[13]。
1.4、 國外過渡使用的研究簡述
伴隨過渡使用活動涌現的是相關研究的繁榮。德語區的德國、奧地利、瑞士，以及荷蘭、比利時等國家的政府、學術界開展了一系列有關過渡使用的研究和調查。德國交通、建筑和城市發展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 Bau und Stadtentwicklung)和德國建筑與空間秩序局(Bundesministerium für Bauwesen und Raumordnung)先后于2004年和2008年出版了德國全境的過渡使用調查報告[14,15]，德國各級地方政府，如柏林州、威斯特法倫州、布萊梅市也對本州和本市的過渡使用展開調查[16,17]。這些研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歐盟資助、柏林工大建筑系于2001—2003年開展的“城市觸媒——臨時使用的策略”的研究[4,18,19,20,21]。這一研究以阿姆斯特丹、柏林、赫爾辛基、那不勒斯、維也納五個城市為對象，比較了不同文化與經濟發展水準的城市過渡使用發展狀態和相互差異。類似的研究還有，荷蘭城市研究小組“無限制都市”(urban unlimited)對阿姆斯特丹和布魯塞爾過渡使用狀況的探討[22];蘇黎世大學的研究小組對瑞士阿瑙(Aarau)、溫特圖(Winterthur)、蘇黎世等城市的調查，研究小組探討這些城市的創意產業對閑置空間的自發改造利用及將之整合到長期規劃的可能[23]。這些研究涵蓋了不同類型的過渡使用，具有很強的參考性。不僅如此，實踐層面也出現了許多專業從事過渡使用策劃、設計的職業團隊，比如德國的“柏林空間實驗室(RaumlaborBerlin)”，英國的“集合小組”(Assemble)，法國的“AAA”(Atelier d’Architecture Autogeree)等。
1.5、 “空間正義”觀念與DIY城市主義
隨著新馬克思主義“空間正義”和“城市權利”觀念的傳播，利用非正式更新來補償和消弭城市發展的缺陷也變得普遍，這逐漸演變成一種世界性趨勢。過去十余年來，北美、澳洲等英語文化圈城市涌現出一系列新式自下而上城市設計實踐。它們被學界冠以“日常城市主義”(everyday urbanism)、“DIY城市主義”(DIY urbanism)、“游擊城市主義”(guerrilla urbanism)等名稱。這些設計運動的共通之處在于，其背后推動者不是職業人士，也多未獲得官方許可。《城市主義期刊》(Journal of Urbanism)連續于2014年第4期，2016年第2期出版了兩期專輯，主題就是“DIY城市主義”，專門介紹這類非正式實踐在北美的發展動態。許多北美城市管理機構也把DIY式實踐當作改善城市空間品質，增進城市社會公平和社區凝聚力的手段。紐約城市交通局就曾實施過“完整街道”項目，例如將時代廣場短暫改造成完全禁止汽車通行的公共空間[24]。
2、 我國過渡使用發展與研究動態
過渡使用并不是全新現象。把未開發空地用作停車場或把空置建筑物用作倉庫也很常見。但這類過渡使用和本文所討論的主題還有一定差距。本文所討論的過渡使用聚焦于能對社區、城區、乃至整個城市產生經濟、社會、空間積極效應的使用，如社區花園、藝術家工作室、體育活動等。相對于傳統的過渡使用，新型過渡使用可為未來城市發展帶來啟迪和創新可能。在我國的一些大城市，一些新型過渡使用已有顯現。
2.1、 我國過渡使用現象的概況(以上海為例)
以上海為例，根據筆者初步調查，已有多種類型的過渡使用，其中空間效應積極明顯的主要有四類：第一類是文化創意型過渡使用，以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興起的Loft空間改造為代表。早在1998年，臺灣設計師登琨艷在上海蘇州河畔改造了一個舊倉庫，形成很大影響力，吸引大批藝術家接踵而至，隨之形成一個沿蘇州河的現代藝術聚集區。上海“田子坊”的早期發展也屬于這一類型。還有一些過渡使用刻意保持非主流姿態，如2004年成立于上海龍漕路的開放式劇場空間“下河迷倉”。它由1 200 m2廢棄倉庫改造而成，曾是上海民間最大的非營利性戲劇、音樂、舞蹈表演和展示空間，經營了近10年后，于2013年停業1。第二類是科技創新社團、孵化器、小微企業等對閑置廠房和物流倉庫、閑置公寓、傳統辦公樓的改造利用，形成混合培訓、制作、交流、辦公的社區化共享工作形式。比如，成立于2010年“上海新車間”是舊廠房改造城的創客空間，由民間力量自發創立2。第三類過渡使用主要是居民對日常生活空間的挪用和改造，這一類過渡使用被標簽為傳統非正規活動。[29]在我國，這樣的過渡使用常常呈現為街市、夜市的形態。例如，上海曾出現的中原夜市、彭浦夜市、東昌路夜市等。第四類則以新興都市中產階級發起的環境改造活動為主。快速城市化造就了許多缺乏品質的城市空間，孤島式景觀支配著新城空間格局。新興的都市中產階層既有相當的意愿同時也有更多資源，投入到改善自己周邊的生活環境的活動中。上海楊浦區的“創智農園”即為代表之一。社區居民在景觀設計師的指引下，將快速城市開發遺留下的約2200平方米三角形間隙地改造成社區花園3。因其空間管理的創新，“創智農園”已成為上海楊浦區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綠化管理創新實驗點。
這些過渡使用有許多相似之處：第一，它們大多是民間自發組織的;第二，它們是對空間的挪用(appropriate), 往往和空間的原有規定功能相異，或處于法規上的灰色狀態;第三，大部分過渡使用區別于傳統的城市非正規性活動，很多過渡使用活動已經超越了傳統的生存生計需要，追求更高層級的社會、文化、生態需求。
2.2、 國內相關研究簡述
相對已悄然興起的過渡使用現狀，我國目前尚無相關系統研究，只有少量文獻是德國、瑞士等地過渡使用案例介紹和翻譯[25,26,27,28]。盡管如此，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仍和過渡使用現象相關，包括城市非正規性、存量規劃、工業遺產與景觀改造再利用、舊城更新等方面的研究。
(1)非正規城市研究。類似于國外的城市非正規性研究，國內對這一現象的關注集中在空間形態(城中村)，特定群體(鄉村移民)和特定經濟模式(非正規經濟)三個層面。城市規劃和地理學領域這一類研究比較多，尤其是廣州、深圳、北京等地的城中村研究。城市設計領域的部分研究者則將視角放在中微觀都市非正規空間生產上，研究社會關系相互博弈對日常生活空間的影響。如華中科技大學的龍元和汪原對武漢舊城更新的觀察。如果正規性需通過固定價值發揮作用，比如標示出空間價值，那么非正規性則通過持續的價值談判和空間的不確定來發揮作用[29]。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過渡使用屬于非正規性的范疇。但我們可將城中村、非正規聚居區、移民經濟視為舊的非正規性，而將過渡使用視為新的非正規性。兩者區別在于，新非正規性已經超越了基本生存需求。
(2)存量更新研究。對于轉型期存量盤活，規劃學界也有很多研究和討論[30,31,32,33,34,35]。比如，馮立、唐子來以上海虹口區工業劃撥用地的改造為例，說明城市存量更新過程中，政府與土地使用者的制度博弈，也解釋了一部分事實已經存在的“過渡使用”是如何通過政府專門出臺的法規脫離“非法使用”狀態[36]4。目前已有存量更新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三舊空間”(舊城鎮、舊廠房、舊村莊)[37]和工業廢棄地、棕地等閑置地的景觀改造利用上[38,39,40]，很少有學者系統從使用者動機的角度展開討論，關注動機變化促成閑置地利用的可能。這一點，應該是過渡使用可拓展的方向。
(3)微易更新。過渡使用成本低廉、容易實現，這些特性與目前盛行的“微易更新”模式類似。上海分別于2015年、2016年、2017年連續舉辦了三年“城市空間藝術季”5， 2016年和2017年舉辦“社區空間微更新計劃”活動6。南京也于2017年開展過相似的“社區微更新”活動7。通過文化展覽、公共藝術活動、社區小微改造和更新，許多城市期望以針灸式介入來改造活力衰退和空間衰敗的城區，改善空間品質。這種更新方式規模小，實施難度不高，利于推廣也容易見效。但這些項目大多未突破傳統空間設計的工作范疇和模式，其活動主要由政府組織主導，尚未完全調動起社區居民的積極性，未能建立起吸納和引導自下而上自發能量的有效機制。
3、 過渡使用概念界定、特征、機制
根據前文對國內外“過渡使用”現象的梳理，我們可以簡單總結過渡使用現象的概念、特征、機制。
3.1、 過渡使用的概念界定
目前學界尚無過渡使用的標準定義，但綜合已有研究成果[14,15,18,19,23,41,42]，過渡使用(interim use)可被定義為：一種使用方式，時間上，它發生于該空間原初設定的使用方式向新使用轉變的過渡時期;其活動類型沒有明確的界定，不一定與原初或新使用方式相關，且常處于法規的模糊狀態。
3.2、 過渡使用的主要特征
(1)臨時性。使用活動的臨時性有雙重含義。臨時性通常被理解為持續時間不長，是臨時、短暫的行為活動。這種理解隨即會遭遇兩重困難：第一，過渡使用有向長期使用演變的可能;第二，并無絕對意義的長期使用，任何長期使用都有期限，都可被稱為過渡使用。就此而言，使用時間的長短并非界定過渡使用的根本要素。臨時性的更深層次含義——非預設性——使用發生之初就被視為臨時的、權宜的、過渡的事實才是問題關鍵。過渡使用的臨時性不是由使用時間的長短所決定，而是由卷入其中的各方當事人建構出來。不僅如此，現實中過渡使用活動類型多樣，時間跨度長短不一，這也使得僅靠實際時間長短界定過渡使用的做法操作難度很大。當然，如要展開實證研究，仍不能回避使用活動時間長短的界定。關于時間因素下文將有建議性的意見。
(2)不穩定性。過渡使用發生于前使用方式和多數情況下不明朗的新使用方式之間，一般和原初使用、新使用沒有聯系。作為一種過渡狀態，它起到填補前后兩種正常使用時間空白的作用。根據這一判斷，可以把發生在公共空間的臨時使用及公共空間自身排除在過渡使用研究范疇外，因為公共空間的基本功能就是服務和容納各類臨時活動。
(3)空間類型。過渡使用往往出現在沒有使用、閑置的建筑物和場地，使用者沒有空間所有權。較少獲得公眾關注的空間容易發生過渡使用。但過渡使用者也青睞于那些地段位置較好，只是由于各種原因難以改造而處于空置狀態的建筑物或場地。
3.3、 過渡使用的發生機制：使用周期與長期化
盡管實際發生時間長短不是判定過渡使用的根本因素，但討論過渡使用不能脫離時間維度。使用不是抽象的存在，所有使用活動都是具體的人使用具體對象。對于使用對象，使用時間與使用對象的壽命有關。對于使用人，使用活動的時間則與使用者的意愿、目的、動機有關。
城市物質空間由土地和地上建筑物構成。理論上，如果沒有特殊極端情況發生，一塊土地的使用壽命是無限長。地面上的建筑物雖有壽命限制，但只要維護得當，建筑物的自然壽命普遍長于人的壽命。所以相對于使用者，使用對象對使用活動期限的影響比較恒定。
影響使用時間復雜變化的是人因素。決定人們如何使用的是動機、目的、意愿。而這些又受到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多方因素的驅動。空間設計和規劃學從人變化多樣的行為模式中提煉出某種普適的、重復發生的模式及其組合，把它們當作學科的工作基礎，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功能”。例如，學校可被看成是一種功能，它是一系列與教育相關的行為模式組合，因此學校被列入一種土地使用模式進而被固定為規劃和設計的工作基礎。某種意義上，我們所說的單一功能(monofunctional)并不是指只有一種功能，而是指某種使用模式被過度定義，限制了空間被創造性誤用的可能。[43]實際生活中，社會的動態發展常常導致某處場所喪失原初規定的功能屬性，新使用模式會冒出來，進而產生新功能。一處空間場所一般會發生如下的使用循環(圖1)。過渡使用不過是循環周期中的一環。如果給予一定條件，任何過渡使用都可向長期使用演化。其中，最重要條件是使用的經濟和社會收益，或者說，(使用)價值的增加。
根據使用活動時間進展(x軸)與被使用對象價值的變化(y軸)，可以構建起過渡使用發展的基本模型。假設原初高價值使用在外部條件變化的下，經歷了競爭-衰敗-終止的過程，其價值持續走低直至消失。空間閑置期隨即可能出現，過渡使用也會在這段時間發生。其中短劃線代表有一定經濟收益的內向型過渡使用，點虛線代表外向型過渡使用，能帶來社會文化收益。當兩種類型過渡使用的價值上升并超過該空間預期使用的可能價值后，過渡使用隨之取代規定使用，向長期使用轉化(圖2)。
圖1 建筑使用的生命周期
圖2 隨時間和價值成本變化，使用模式的性質變化
對于過渡使用實證研究的開展，可以按照使用時間、初始意圖、活動效應三個標準初步篩選非正式使用案例。時間上，排除持續僅數天的事件式臨時使用活動。具體時間標準可暫定為持續時間3個月以上和3年以下;初始意圖上，排除一開始就設定為長期使用的活動;活動效應上，排除停車、倉儲等低級工商業使用活動，強調過渡使用的創新性和積極效應，特別是能在文化、生態、社會、經濟等方面產生積極效益的活動。必須強調，在實際研究中，使用時間、初始意圖、活動效應三方面具體標準必須按照實證研究的現實情況隨時進行修訂和調整。而標準的不確定性也恰恰說明過渡使用這一研究正處在起步階段。
4 “過渡使用”研究的意義
對于當下中國城市規劃和設計實踐，過渡使用研究具有這樣一些意義。
第一，過渡使用有助于創新城市空間使用，加強土地復合利用、為土地和規劃制度的供給側改革提供新思路、開拓新方向。
目前，我國某些特定類型城市已出現整體或局部發展萎縮，處于“收縮”狀態。許多工業轉型和資源枯竭型城市開始出現人口外遷，勞動力市場萎縮，城市土地供給遠遠超過需求，造成城市大量土地閑置，住宅和商業設施空置率極高，城市基礎設施未被充分利用而形成浪費[44]。但即使是那些發展相對平穩，經濟狀況良好的發達城市，也會由于產業結構調整、人口老齡化、房地產供應過剩、城市規劃建設決策失誤而不時出現閑置用地。過渡使用作為一種機動靈活、成本低廉的替代性策略可以緩解缺乏發展動力而出現的城市空間消極閑置，填補空間使用的空白，增加城市活力。
第二，過渡使用研究有助于拓展存量更新的研究，創新城市規劃方法、實踐模式和工作范圍。
過渡使用的研究可以推動城市規劃理念的更新。城市發展的不確定性讓城市研究的視角必須從結果轉向過程，其具體應對方式不是尋求終極藍圖式的解決，而是有限時間內給出精準干預。這一干預不應規定全部發展過程，而是引發、加速、促進城市發展從一個狀態向另一個狀態轉化。[43]基于此，近年來學界提出“突出規劃過程引導、尊重規劃內容生長性”的反思。[45]過渡使用的研究恰恰契合了這一思路。目前存量空間研究仍多以長期的土地和物質空間利用為出發點，對短期的城市活動與土地利用間的關聯機制研究不足。過渡使用研究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有助于形成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城市更新方法。
第三，過渡使用研究為城市危機管控，豐富城市發展戰略，塑造城市品牌形象，增強城市競爭力提供支持。
研究過渡使用發生機制可以幫助決策部門制定有效的危機管控策略，預防可能出現的空間衰敗和功能失調。反過來，已經出現功能失調、秩序不足的空間危機也可轉變發展機遇。城市間日益激烈的競爭使得場所制造成為保障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而過渡使用恰好是增進城市場所吸引力的一個重要手段。通過策略性使用“亞文化現象”“公共藝術”“社區營造”等手段，過渡使用可以演變成替代模式和策略。通過更新傳統思維范式，過去被視為“非正規”“不穩定”“難以控制”“負面的”的活動可能是促成城市空間創新升級的觸媒。承認它們是城市自身規律的一部分，可以充分激活過渡使用活動對城市發展的積極作用與潛力。
國內目前尚缺乏系統的過渡使用研究。對于這一現象，受傳統觀念影響，要么抑制，要么視而不見。相關研究的匱乏也導致過渡使用案例的基礎數據庫比較缺乏。學者和政府也沒有引導過渡使用活動發展的意愿和意識，實踐領域更是缺乏整合過渡使用的具體工具。這些不足說明，在我國展開對過渡使用及其規劃設計方法的系統研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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